杜月笙在上海声威显赫，可以呼风唤雨，然而到香港后，却面临着人生地不熟的问题，几乎什么关系也拉不上，他费尽周折，才通过自己上海的把兄弟在香港的一个朋友，在九龙半岛饭店找了个落脚的地方。
上海那边家人被捉、被打甚至死亡的消息不断传来，令杜月笙精神焦虑，坐卧不宁。他强打精神，多方谋划，想把沦入虎口的家人亲友救出来，许多天后，到达香港的也只有夫人姚玉兰、长子杜维蕃、长女杜美兰及几个小儿女。
正当杜月笙忙于营救家人的时候，国民党大员许世英忽然来访。许世英是个资格极深的老官僚，在袁世凯时代就当过总长，在段祺瑞执政时还当过内阁总理。
许世英来香港前是南京政府的驻日大使。由于日本的全面侵华，许世英于1938年1月20日奉召回国。回国后，他去武汉向蒋介石述职后，就接受了蒋介石交代的任务，来香港找杜月笙。
原来，蒋介石是安排许世英到香港搞一个赈济委员会，由于他年事已高，办理此事力不从心，因此让他挂个闲职，而具体的工作希望杜月笙出面去全权办理。
因为搞赈济工作，需要一个在社会上吃得开，兜得转的人物出面来干，而杜月笙是最适合不过的了。蒋介石让杜月笙做”中央赈济委员会“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，负责该地区的工作。
杜月笙历来拒绝做官，因此一开始是百般推辞，许世英则极力相劝，解释说：“之所以这样做，一是因为全民抗战人人有责，二是赈济工作具有慈善事业的性质，他只是一个机构，未必算是做官。”
最后，杜月笙见许世英苦口婆心，碍于情面，便不再推辞，答应下来。杜月笙还想到，自己离开经营多年的上海，来到香港，一切必须从头开始。他也生怕自己从“辉煌”的顶峰跌落下来，失去往日的威严，从而被蒋介石抛弃。现在既然蒋介石还看得起自己，就应该积极的站出来，再说，从赈济的工作性质来看，说不定还能得到许多好处呢。
1938年1月，日寇为了推行“以华制华”的政策，决定积极扶植汉奸傀儡政权，他们首先看中了段祺瑞政府时期的内阁大员。戴笠的特务获得这一情报后，决定把这些人拉出来，使日本人的计划落空。
戴笠与蒋介石商量后，觉得杜月笙最适合担当此任。杜月笙接命后，果然在不长的时间里，就把北洋政府时的七位大员从北京接到了香港，此举既给蒋介石脸上添了彩，也给自己扬了名。《中央日报》还发文极力称赞杜月笙。于是，杜月笙在香港的声望迅速提高，不出几个月，他就成了香港的上层名流了。
杜月笙主持的赈济委员会，赈济的对象却不是普通的黎民百姓，而是那些从沦陷区逃到香港的，蒋介石、杜月笙认为应该救济的人。例如，清末曾任两广总督的张鸣岐，息影津门，由于获杜月笙的救助，才得以免除冻饿之苦。他对杜月笙的雪中送碳，由衷感谢，特意集杜甫诗两句“老夫生平好奇石，使君意气凌青霜”，并亲笔写成一副楹联，托人带到香港送给杜月笙。
杜月笙还派人把逃到越南河内的老朋友刘航琛接到香港，当杜月笙问刘航琛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值不值得时，刘航琛笑着答道：“当然值得，过去你是上海的杜月笙，时至今日，你不是已成为中国的杜月笙了吗？”杜月笙听后十分得意，与刘航琛拍掌大笑。
这样，杜月笙凭借自己在社会上结成的层层关系和蒋介石的幕后支持，赈济委员会的权限也越来越大，杜月笙的权力也随之膨胀，他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私人驻港总代表，而沦陷区的收集情报，乃至留在上海的机构和人员，基本上也是杜月笙遥控指挥了。
此外，海外侨胞捐献的抗战物资，以及对沦陷区难民的救济品，凡是国民党能控制的，也一律由赈济委员会接受并运往武汉或重庆。蒋介石看到杜月笙在香港又能发挥重大的作用了，因而极力拉拢并利用。杜月笙也因此得以再现昔日上海滩那数不尽的风光。
本文参考文献：《上海滩三大亨的政坛江湖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