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生命科学前沿
回溯历史，SARS、MERS与COVID-19三大公共卫生危机，均源于动物宿主的病毒跨物种传播——蝙蝠作为自然宿主，经果子狸、骆驼等中间宿主最终感染人类。
近日，南京农业大学粟硕、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毕玉海、南京农业大学张水军联合团队在《Nature》刊发重磅研究：A MERS-CoV-like mink coronavirus uses ACE2 as entry receptor，再度拉响警报。研究发现，养殖貂体内携带的新型貂呼吸道冠状病毒（MRCoV）不仅能在貂群中快速传播，更具备跨物种感染人类的潜在风险。
研究首次解析该病毒利用人类ACE2受体入侵细胞的分子机制，证实高密度养殖的毛皮动物养殖场或成为下一个病毒跨物种传播的“温床”，为全球疫病防控体系敲响了尖锐的警钟。
科研团队运用宏基因组技术，在患病貂的肺组织和肠道样本中精准锁定新型病毒——MRCoV的基因序列，成功确认其为疫情“罪魁祸首”。
随后，研究人员从貂肺组织中分离出MRCoV毒株，并在实验室完成病毒培养，观察到该病毒引发细胞融合等与SARS-CoV-2高度相似的病变特征。电子显微镜成像显示，MRCoV呈现直径约100纳米的球形颗粒，表面密布标志性刺突蛋白，尽显冠状病毒典型形态。
通过深度基因组测序分析，科研人员证实MRCoV隶属于merbecovirus亚属，且与蝙蝠携带的HKU5病毒亲缘关系紧密，暗示其极有可能通过跨物种传播，从蝙蝠宿主“跳跃”至养殖貂群。
研究团队发现，冠状病毒MRCoV通过其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（RBD）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，其入侵机制与SARS-CoV-2类似，均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（ACE2）为受体，而非MERS-CoV所使用的DPP4受体。
实验结果显示，MRCoV对多种哺乳动物细胞均具有感染能力，其中对貂源ACE2（NvACE2）的亲和力最为显著，其次为蝙蝠和人类ACE2受体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该病毒在未经适应性突变的情况下即能有效感染人类细胞，展现出强大的跨物种传播潜力。
进一步的宿主范围分析表明，MRCoV还可感染穿山甲、獾、灵长类及猪等多种哺乳动物细胞，提示其可能存在广泛的动物宿主范围。
研究团队借助冷冻电子显微镜，以3.0Å的原子级分辨率，精准解析了MRCoV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（RBD）与貂ACE2的复合物结构。结构显示，二者通过氢键、盐桥及范德华力形成稳固互作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尽管MRCoV的RBD与MERS-CoV在结构上呈现相似性（后者选择DPP4为受体），但它与ACE2的结合模式却与SARS-CoV-2高度吻合，印证了冠状病毒在受体利用策略上的“趋同进化”现象。。
基因溯源结果显示，MRCoV与蝙蝠携带的HKU5病毒存在高度亲缘性，这一发现强烈暗示其可能经历了从蝙蝠到貂的跨物种传播历程。更具突破性的是，研究证实仅需对HKU5病毒RBD中的两个氨基酸进行替换——将S468变为F、S548变为R，就能使其突破宿主限制，从只能感染蝙蝠细胞转变为具备感染貂细胞的能力。
在高密度养殖、人与动物频繁接触的貂养殖场，MRCoV的这种进化潜能尤为危险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研究团队推测，该病毒或已在貂群中隐匿传播多时，持续积累的适应性突变，很可能已使其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显著增强。
貂作为全球大规模养殖的毛皮动物，曾因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人-貂-人传播事件引发关注，而MRCoV更展现出令人不安的感染特性——它无需基因突变，即可直接利用人类细胞表面ACE2作为入侵受体，且在人类细胞内的复制效率极高，已完全具备感染人类的生物学基础。
高密度养殖的貂场中，动物密集接触、与野生动物的潜在交叉感染，叠加频繁出入的养殖人员，共同构成了病毒跨物种传播的“温床”。值得关注的是，现有针对SARS-CoV-2的抗病毒药物，如尼马特韦和核苷类似物NHC，对MRCoV展现出显著抑制效果（半数有效浓度EC50约50 nM），为紧急防控提供了药物储备。
然而，现有新冠疫苗诱导产生的抗体却难以中和MRCoV，这意味着开发MRCoV特异性疫苗与治疗方案已迫在眉睫。
貂呼吸道冠状病毒（MRCoV）研究揭示病毒特性，敲响全球公共卫生警钟。防控动物源性传染病需落实“同一健康”理念，构建人、动物与环境健康协同管理体系。
后续研究应借助标准化动物模型，评估MRCoV致病性与传播风险；公共卫生防控需建立毛皮养殖场、野生动物市场等重点区域病原体监测网络，结合宏基因组测序等技术构建预警系统。